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环境中，我国海归群体不断壮大，人员结构开始向多层次扩展。《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深入北京、广东、江苏、广西、湖南、重庆、四川等地采访发现，在海归群体中，除了高学历、高收入、很抢手的“海鲜”，还出现了很多归国创业、从政的“海创”“海仕”以及就业遇阻、打拼艰辛的“海草”“海带”，甚至出现不少因不适应国内环境而再次出国的“归海”。专家普遍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仍面临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机遇期，需要进一步深化全球聚才效应。

　　“海鲜”戴南浔：“个人收入不比美国公司差”

　　作为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责任有限公司引进的“千人计划”专家，戴南浔属于眼下人们所说的“海鲜”——海归人员中那种高学历、高收入、很抢手的人才。

　　戴南浔在回国前已事业有成。他在加拿大、美国学习工作24年，拥有加拿大地质学科博士学位，2009年回国前任美国一家公司执行副总裁，年薪近20万美元。戴南浔说，选择回国是因为国内发展快，事业平台更大，东方公司正在加速国际化，正需要像他这样有国际背景的科研人员，“而且公司科研经费十分充裕，个人收入也不比美国的公司差，我非常享受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无独有偶，曾在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等机构研发高性能陶瓷材料、粉末冶金材料和金属切削技术的“千人计划”专家伍尚华，2011年回国到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工作，随即推动广东工业大学与富马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在河源合作建立博士后工作站。伍尚华的生活状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学校实现学术价值，在社会实现市场价值，是真正的产学研一体化。”

　　像戴南浔、伍尚华这类“海鲜”，占比小、含金量高。一些海归人才引进机构，对这一群体有一个轮廓较为清晰的描述——有重要科研成就和国际声望的科学家或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副教授以上的专家学者，在国外知名企业、金融机构担任较高职务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具有特殊专长并为国内急需的特殊人才。这类人一般都已在国外有稳定的工作、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是国内单位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而来的精英人群。

　　近几年新增的“海鲜”人群中，最受人关注的是中央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专家们。国家和引进单位为这些高层次海归提供了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和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据中组部对661名高校、科研机构“千人计划”创新人才调查显示，他们共承担实施了1737个科研项目，人均项目数达到2.6项，经费总额为108.9亿元，人均经费额为1647万元。

　　“海创”范渊：变卖美国公司回国开公司

　　刚近不惑之年的浙江金华人范渊，曾留学美国加州大学并在硅谷工作。作为第一个在世界性网络安全“BLACKHAT(黑帽子)”大会上演讲的中国人，范渊没有选择长期呆在美国。

　　2007年，他变卖公司股份、私人财物，归国后创办了杭州安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短短5年，安恒信息为包括北京奥运会等重大活动、国内各种重要单位和部门提供Web服务器系统保护，成为中国防范互联网“黑客”入侵的重要力量，目前其公司正酝酿上市。

　　没有辉煌的海外学习与工作经历，缺乏足够的起始资金，尚未形成属于自己的技术和管理团队，回国后选择自主创业之路，这就是当今中国海归群体中占比很大的一群——“海创”。近年来，得益于国家和各地政策特别是“留创园”这一平台的扶持，中国为数众多的“海创”们正在成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演化的正能量。

　　范渊回国发展的经历，是当前中国青年海归创业的“浓缩精华版”。据记者了解，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海归”选择回国自主创业。其中在全国已经建成的160余家各类留学人员创业园，就吸引了2万多名“海归”入驻，开办企业8000多家。在北京等地，甚至出现留创园建设速度赶不上“海归”入驻速度的现象。

　　记者在各地接触的“海创”，共性是有天生的“闯劲”。湖南省宁乡县“80后”叶锋家境殷实，但他在英国留学6年，学习之余就是做生意。第一单业务，利用中英两国宽带网线价格悬殊，在自己出国行囊中塞进20公斤网线，卖掉后小赚一笔。进而，又办二手书店再赚一笔。加上当“二房东”等，叶锋在英国自食其力，回国时还“颇有积蓄”。如今，他在宁乡经开区办起了湖南博浪沙水工机械有限公司，目前年营收已超千万。

　　留学新加坡的皮毅2010年进入北京海淀留创园开办软件公司，由于缺乏项目开发经验和市场资源，一度陷入困境，让他没想到的是，园区请来了成功孵化出园的软件企业对他进行专题辅导，帮助扭转了局面。如今，皮毅的公司已经拥有60多家国内外长期客户，年销售额700多万元。

　　据记者了解，目前各地普遍为“海创”提供启动资金补贴、房屋租金减免及创业辅导等服务，使大批留学人员企业成功孵化。

　　“海仕”郑小华：婉拒银行当上了公务员

　　2009年8月，浙江温州人郑小华从美国亚拉巴马大学金融数学系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受聘担任湖南省宁乡县金融证券办主任。据了解，郑小华婉拒了一家大型商业银行开出的高年薪，也谢绝了浙江一家知名企业管理职位。郑小华透露，他希望在宁乡推动建设一个“中国县域金融改革实验区和政府服务示范区”。

　　郑小华说，美国留学经历令他深感中、美经济领域公共服务差距，政府除了“抓审批”“搞检查”，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企业和创业者、劳动者服务。他上任之初，就带着同事走街串巷散发和回收问卷，调查当地“金融生态”。进而，运用国外学习的先进知识全面修订全县信贷目标和奖励政策，利用“学缘”关系参与和推动，助力宁乡新引进了5家银行，建成了一个规模5亿元的私募产业投资基金，还为企业开展系统化的免费上市辅导和行政协调。今年，宁乡县历史上首次有“加加食品”和“红宇耐磨”在国内成功上市。

　　“六、七年前有个海归来县城，干部和群众闻讯后会好奇地围观‘洋秀才’，但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湖南省长沙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志远介绍说，长沙县经济研究室主任刘子仁是清华大学和法国一所高校“双硕士”；长沙县开慧镇党委书记冯赛军是英国经济与金融学“双硕士”；在北山镇、路口镇、福临镇等北部丘陵区偏远地区乡镇，有10多位海归博士、硕士在乡镇党委或政府任职，他们中大多数还兼“村官”，很多农民天天与“洋秀才”打交道。

　　海归从政的人增多，层次也日渐多元化。长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意平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目前长沙市直单位、工业园区到区县(市)乃至乡镇和农村，每个层级都不断有海归加入。

　　“海草”李志锋：就业或创业，头几年都困难

　　32岁的李志峰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获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2010年回国。一开始在北京找了份高校的工作，但发现一半的收入要交房租，连基本生活也难以保障，并且年轻教师申请课题也很难，于是选择放弃，去年回到老家重庆创业，与朋友合作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

　　李志锋告诉记者，现在公司刚刚起步，还谈不上什么收入。在他看来，除了富二代，现在的年轻海归大多数来自中产家庭，留学花费了几十万上百万元，回来后不管就业还是创业，头几年都是比较困难的，必须努力渡过这个适应期，也的确需要一些政策的扶持。

　　随着留学的大众化和自费留学潮的兴起，海归并不都是学历高、收入高的高精尖人群。留学生数量迅猛增长，随之产生了一个数量庞大、在普通职员岗位就业、在基层打拼的“海草”群体。

　　调查显示，为了能够顺利就业，很多“海草”对于企业性质和薪酬水平的要求逐年下降。据启德教育集团近期发布的《2012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显示，在新的“回国潮”冲击之下，超过70%的中国留学生都选择回国就业。海归回国后第一份工作的年薪普遍不高，其中36.5%起薪不足4万元，67.2%起薪不足6万元。有部分受访者表示，回国后找工作并不容易，想要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大型国企和科研机构的难度越来越大，自身对薪酬的要求也趋于理性。

　　“海带”小牛：“看能不能继续读个研究生”

　　在南京，《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拥有悉尼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本科学位的小牛。他告诉记者，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没能找到工作，只好回国。没想到，在国内找工作一样不容易。小牛说，他起初想进银行，但本科生一般只能到柜台、销售等一线岗位，而他想要一个管理性质的岗位，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后来，他降低要求，打算到企业任职，结果不是嫌工资太低、福利太差，就是怨企业太小、发展有限，最终他选择了放弃。

　　目前，小牛的生活主要靠父母接济，他说：“再找一段时间看看，实在找不到工作，我和父母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继续读个研究生。”

　　海归人数的扩大和就业压力的增加，使得海归不再是身份光鲜、不愁就业的代名词，其中一些海归成了求职时到处碰壁、不得不暂时待业的“海带”(海待)。

　　记者调查发现，“海带”群体的出现与三方面原因有关，一是就业市场竞争加剧，优势岗位紧缺；二是随着留学门槛降低，留学生个人素质参差不齐，用人单位日趋理性；三是部分海归期望值过高，不愿意降低身段，在就业过程中挑三拣四。

　　对于如何解决“海带”遇到的适应难问题，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启德教育集团留学事业部总经理张杨等人士建议，对于留学生而言，在留学前应选准适合自己的专业，并制定相应的规划，最好在学习之余寻找一些实习机会，尽量积累工作经验。

　　“归海”小朱：再次出国寻找出路

　　今年8月，在国内经历创业和就业双重失败的小朱返回澳大利亚，和一年前回国时的豪情壮志相比，她感到非常沮丧。

　　2011年底，在澳大利亚求学、工作了5年后，小朱回到国内，和朋友在上海开了一家软件服务公司，但先是销售遇到困难，后来合作伙伴撤资，又遇上行业大势不好，公司勉强维持了半年就倒闭了。走投无路下，小朱又尝试找工作，由于待遇期望值、岗位要求与市场需求脱节，她一直待业在家，一年后不得不再次出国寻找出路。

　　记者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发现，像小朱这样对国内环境“水土不服”、重新回到国外的海归不是个案。

　　海归“水土不服”主要表现为不适应国内的游戏规则、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认为，“对于海归来说，这种不适应症状主要表现为不容易沟通，自大，缺乏耐心，眼高手低等，需要经历一个再本土化过程，方能逐步消除这种不适应。”

　　很多海归在采访中表示，国外讲究契约精神，而国内更注重“人情往来”，给创业就业带来挑战。“我们不怕竞争，就怕拼关系。”苏州恩巨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德国海归黄学民说，人情在商业社会普遍存在，但在国外所占因素较小，在国内很多时候人情因素却起到决定作用。例如，在一些项目招投标中，虽然公司技术有优势，但由于“缺乏关系”，有时很难中标。

　　“对海归个体而言，首先需要适应社会，而不是社会适合你。”重庆大学博士生导师、留美海归蓝宇认为，海归不能成为特权群体。

　　数据

　　36.5%：从1978年到2011年底，留学出国人总数达224.5万人，累计回国人员总数81.84万人，回归率为36.5%。近5年来，留学人员回国人数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据教育部统计，2008年至2011年的4年间，回国人数总和约50万人，远超1978年至2008年间30年的总和。

　　37.3%：根据启德教育2010年10月发布的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海归就业城市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占37.3%和31.8%。

　　1/3：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已经就业的海归人才最主要的去向是大学和科研机构，约占1/3。

　　71.2%：有关海归就业状况的调查显示，从行业来看，金融业以21%高居榜首；从所在单位性质看，71.2%的海归就职于私企，有11.3%就职于外企，有8%就职于事业单位、大学和科研机构，6.9%就职于国企，还有2.6%就职于政府机构。

　　47人：海归从政的人增多。欧美同学会相关研究显示，截至2012年10月，2003年换届后的581名省部级官员中，海归有47人。

　　300多亿美元：目前，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中，80%是留学人员企业，总市值300多亿美元。

　　55%：由美国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主持的一项报告认为，在美国的所有经济竞争对手中，在寻求扭转人才外流，吸引本国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回国方面，“中国被证明最具侵略性和雄心”。该报告称，旨在吸引在海外学习和工作的中国人回国的“千人计划”中，受资助回国的中国人中有55%来自美国，美国正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激烈人才竞争。

　　专家建议：留住用好海归　深化聚才效应

　　《经济参考报》记者接触到的各地海归人士、官员和专家普遍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海外市场吸引力减弱的推动及我国加大人才工作力度的吸引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仍面临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机遇期，建议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重心向“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人才转变，积极推进和深化全球聚才效应。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中组部人才工作局局长孙学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抓住机会向世界吹响人才“集结号”：祖国需要你们，祖国大有可为！“在这种局面下，一大批富有理想、爱国、有志于继续从事科技研究和创业的人才回来了。”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海归”的大规模跨国流动和加速回归，使中国正在日益从“人才流失”国逐渐转变为世界最主要的海外人才回流接纳国。

　　在“千人计划”等国家政策的带动下，各地吸引海外人才回国服务的政策与平台层出不穷，如北京“海聚工程”、江苏“双创计划”、湖南“百人计划”和长沙“313计划”、广东“创新科研团队和领军人才引进计划”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货物、资本的国际贸易中基本处于顺差局面，但“人才贸易”方面一直处于流失大于引进的逆差状态。截至2011年，我国仍有140多万留学生在海外。

　　各地海归高层次人才、官员和专家认为，我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潜力巨大，对此应该充满信心。但要实现“引得进、留得住、用得活、干得好”，还需从如下层面加大力度。

　　——明确“按需引才”原则，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优化海外引才结构。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我国海归人才引进创新、创业人才的比例不够合理，创业人才明显偏少，如在“千人计划”已引进的2793名人才中仅占527人。创新人才中，引进后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的创新人才占62.1%，而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只占36.6%，到金融机构的只占1.3%。广东省外国专家局局长覃立模建议多引进我国战略新兴产业、重大科技计划所急需紧缺的应用技术型专家。

　　——“留住人才靠平台”，尽快解决引进人才回国(来华)工作的后顾之忧。近三年来，国家和地方致力健全服务网络、规范服务工作流程和完善落实各项待遇政策。“千人计划”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认为，留住高端人才、消除专家后顾之忧，还需建立着眼长远、高质量的考核评价体系和长期化的人事制度，打破不合理的层级限制。

　　——进一步引导“土洋”结合助推“海归”创业。

　　各地留创园官员和专家建议，要出台一系列新的激励措施，引导民营企业与“海归”深度合作，实现“海归”创业大发展和传统产生转型升级的双赢。

　　首先，适当放宽留创园、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基地进入门槛，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与“海归”在国家重点产业、紧缺产业领域进行嫁接合作。欧美同学会青年委员会主任陶庆华表示，目前多个留创园要求入驻企业中留学人员股份占到50%以上，这大大制约了民间资本投入“海归”企业。应适当降低门槛。

　　其次，可通过税收杠杆引导民间资本与“海归”创业者合作，参与新兴产业发展。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路江涌博士建议，风险投资公司、民营企业以及个人投资者，对于政府引进的高层次留学创业人才的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项目，以及国家级留创园内符合规定的重点产业非上市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进行非收购性投资的，可考虑适当降低所得税比例。（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