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国际钢琴巨星，受聘于世界顶级的柏林爱乐乐团和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的第一位中国钢琴家，被数家美国权威媒体称作“当今这个时代最天才、最闪亮的音乐巨星”。

　　郎朗如何在父亲郎国任的严苛教导之下成为国际钢琴大师的故事家喻户晓。而在他远离故乡、在北京和国外求学的漫长岁月中，有一位女性的心痛、隐忍、悲酸和坚强鲜为人知，却不可忽视。她就是郎朗的母亲周秀兰。在长达八年的时光里，她与丈夫儿子分居两地，孤守沈阳，为郎朗的成长提供必需的经济保障，也是郎朗沉重幽暗的童年岁月中的一抹珍贵的阳光和亮色。郎朗成名后，年过五十的周秀兰又开始了和儿子一起绕着地球“飞”的超负荷运转，更亲身体验了年轻的钢琴巨星荣光背后不为人知的心酸与寂寞……

　　2011年8月，本刊记者独家采访了周秀兰。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与百万读者真情分享了她的爱与挣扎、疼痛与骄傲……

　　家有天才琴童，

　　破釜沉舟夫妻母子忍痛分离

　　1990年初夏，我和丈夫郎国任做出了一个艰难的、痛苦的、近乎疯狂的决定——

　　儿子郎朗从三岁开始学弹钢琴，很有天赋。他的第一位老师朱雅芬教授告诉我们，如果要让孩子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到北京去。我试探着问丈夫：“亮亮(郎朗的小名)想让我跟他一起去。”郎国任说：“这不可能。我们需要你挣工资，好供我和郎朗在北京生活。”我清楚地知道，这就意味着郎国任要辞去他在公安局的工作。这决定很疯狂，但却是必须的。最后我们决定，郎国任辞去公职，陪儿子远赴北京。我留在沈阳，挣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一家人要离散了，我不停地流泪。郎国任对我说：“别哭，郎朗是我们的希望。只要他成功了，我们一家人就一定会幸福快乐。”

　　不久，郎国任先去了北京，打听学校，租房子。很快，我带着郎朗来到北京。到了租住小区，我心里一凉。这显然是一个低收入居住区，公寓楼破败不堪，街上到处都是垃圾。我有点想打退堂鼓：“我们还是回沈阳吧，至少一家人可以在一起。这里的生活条件太委屈孩子了。”郎国任大声说：“你不要影响儿子的未来。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就算再苦再难，也要走下去。”

　　安顿好一切，我要回沈阳了。郎朗一下子扑过来，紧紧地拉住了我的外套，说什么也不肯放手。我狠心地掰开儿子的小手冲出了房间。我刚下了一层楼，身后就传来了郎朗的琴声。郎国任已经在逼儿子弹琴了。

　　我神魂涣散地回到了沈阳的家。看着散落一地的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杂乱物品，看着空荡荡的床铺和衣柜，我瘫坐在地上，眼泪扑簌簌往下掉。那一夜，迷茫无助紧紧地攫住了我，让我几乎无眠……

　　我很快从忧伤的情绪中挣脱出来。既然是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勇敢面对，更何况我是一点也不能松懈的。远在北京的父子俩还指望着我挣的那份工资养活呢!我在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总机工作，负责整个总机房的维修、服务和转接。独守沈阳，我的生活非常简单，上班，回家，吃穿都是最朴素的。工作上的劳累，一个人的孤单，饮食上的节俭，衣着上的简朴，我都可以忍受。但夜深人静时，对儿子的刻骨思念，几乎让我崩溃。

　　一个女人独居，什么活都得自己干。一次，家里的灯泡坏了，我搭着凳子站上去，脚下不稳，连凳子带人摔了下来，膝盖磕肿了，手臂擦破了，鲜血直流。要换煤气罐了，我扛着沉重的铁罐上楼，每上一层就停下来喘半天。一年冬天，沈阳突降暴风雪。半夜时分，狂风夹杂着雪粒呼啸而来，窗户被吹开了，玻璃被撞得粉碎。我裹紧被子，瑟缩着躺在床上，心惊肉跳地过了一夜。第二天风停雪止，我打扫地上的玻璃碴时，一不小心左脚被玻璃割了个大口子。我忍住疼痛，一瘸一拐地取来家用医药包，洗净伤口，擦上药膏，再用纱布包扎好。做着这一切时，我的泪水一刻也没有停止。如果丈夫在家，一定会赶紧抱着我的脚，为我清洗包扎，而郎朗一定会守在我身边，用小嘴轻轻地在我的伤口上吹气，放眼看去，丈夫不在，儿子也不在，所有的痛都得自己悄悄地吞下去，我怎能不黯然神伤啊!

　　这些苦和累都不在话下，最让我心痛的是郎朗，每次我去看他离开时，他都抓着我的衣服不放，像塌了天似的大哭。我心里难过，可又不得不狠心地推开他。每次从北京回沈阳，我都像大病了一场。

　　郎国任对儿子的要求一天比一天高，恨不得儿子在睡梦中都在练琴。一次，我本来准备好了去北京，临出门前，郎国任打来电话说：“你不要来了。”我诧异地问：“我都准备好了，再说郎朗也想我了，我也想他了。”郎国任冷硬地说：“正因为这个，你不要来。你一来，郎朗就会恋着你，就不专心练琴了。”放下行李，我泣不成声。也许郎朗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练琴，可这难道就意味着不需要母爱了吗?

　　还有一次，郎朗和我一起坐火车回沈阳，我们母子俩坐在一起聊天。没多久，郎国任气冲冲地对我说：“够了!你和郎朗说得够久的了。他这会儿应该学英语，应该熟悉他在沈阳要弹的曲子的曲谱。”我哀求道：“郎朗和我在一起，就这么一点时间，这对我们俩都很重要，一个正常发展的男孩需要有时间和母亲在一起。”郎国任说：“你这么宠着他，把他弄得一点毅力都没有。你以为你是在帮他，其实是害了他。”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我拼命止住泪，为不让郎朗看了难过。

　　郎朗的目标是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郎国任百般托请才为郎朗找到了一位知名教授，据说经过这位教授的点拨，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就胜券在握了。可教授教了郎朗几个月，觉得他并非天才，决定放弃他。

　　我去北京时，看见郎朗的嘴上起了满满的水泡，心里那个痛啊：“亮亮，你嘴上怎么起这么大的泡啊?”郎朗说：“妈，我是想您想的……”什么样的思念才能让孩子如此可怜!我忍住泪告诉他，让他在日历上记上妈妈要来的日子，然后一天天画掉。我再去北京时，郎朗把一张画满了红杠的日历拿给我看：“妈，您看，我想了您这么多天……”我搂着儿子，泪如雨下。

　　天才之路，步步惊心处处坎坷母爱之痛

　　1993年，郎朗荣获第五届“星海杯”全国少儿钢琴比赛专业组第一名。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长篇报道，报道了钢琴神童郎朗的成长经历。同事看到了，说郎国任逼郎朗跳楼。我大吃一惊，赶紧找来报纸看。原来，我不在北京的几个月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郎朗被音乐学院的教授拒绝后，郎国任陷入了极端的失望与迷茫之中。他把失败的缘由加诸儿子身上。一天下午，郎朗因为在学校给合唱团排练伴奏，回家稍晚了一点，郎国任对郎朗大发脾气，并把儿子拉到了公寓11楼的天台上，歇斯底里地拿出一瓶药性很强的抗生素，逼儿子吃下去。郎朗拼命地躲开了他。郎国任拉着儿子尖叫道：“那你就跳楼!跳下去死!”郎朗拼尽全力才挣脱了他的手，逃回家里。

　　此后，郎朗拒绝弹琴，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郎朗不肯碰一下钢琴。直到朱雅芬教授从欧洲回来，他才重新敲响了琴键。而郎国任怕我责备，便叮嘱郎朗别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立刻向单位请了假赶到北京，狠狠地责备了丈夫一顿。郎国任自知理亏，低着头一言不发。我怒气渐消，觉得丈夫也挺可怜的，如果不是被逼得近乎崩溃，他也不舍得这样对待儿子啊!

　　1993年，11岁的郎朗远赴德国参加第四届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获得了第一名。郎朗跟父亲一起回到沈阳后，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递给我：“妈，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是用我的奖金买的。”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黄金项链，吊坠是水蓝色的宝石，非常漂亮。我激动得哽咽了：“儿子，谢谢你。你赢得了这么大的荣誉，妈妈该给你买礼物才对啊!”郎朗认真地说：“妈，我特别想要一个礼物。”我赶紧说：“你说吧，你想要什么，妈妈一定给你买!”郎朗的眼睛里充盈着泪水：“妈妈，我就想让您好好地抱抱我!”

　　我热泪横流，把郎朗紧紧地抱在怀里，用下巴抵着儿子的小脑袋。郎朗在我怀里轻声说：“妈妈，我受点苦都没啥，我最难受的是，妈妈不能抱我……”我哭出了声。在郎朗童年的记忆里，他总是不断地哭喊着寻找妈妈，渴望妈妈抱着他……这骨肉分离的漫长三年，是儿子成长岁月中最天真烂漫的时光，我却不在儿子身旁。儿子一天天长高的身段，我不能看见;儿子一天天变粗的嗓音，我不能听见。而最令我痛不欲生的，也正是无法拥抱儿子，不能体会母子连心的温暖与快乐。而这种缺失是永远都无法补救的!

　　1995年，郎朗赴日本参加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在郎国任的坚持下，郎朗选择弹奏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一位权威专家觉得郎朗驾驭不了这么复杂的情绪，郎国任对郎朗说：“你弹的时候，心里就想着你对你妈妈的爱，为你妈妈好好弹!”郎朗弹奏时，心里眼里只有我，只想着我的拥抱……他找到了一份灵动的满怀孤寂的诗情，他的弹奏充满了母爱温暖辉煌的阳光。他赢得了第一名!这次比赛彻底改变了郎朗的命运。之后，郎朗应邀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在音乐会开幕式上，13岁的郎朗被指定担任钢琴独奏。1996年，郎朗获得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师从钢琴大师、院长格拉夫曼。三个月后，他与国际著名的IMG(即泰格·伍兹签约的经纪公司)签约，从此走上了职业演奏家之路。

　　郎朗在美国求学的三年间，我没有见过儿子一面。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尚不稳定，我也不敢辞去工作，依然兢兢业业地上班，生怕失去这份不多却稳定的收入后，父子俩衣食无着。1999年夏，郎朗应邀在芝加哥“拉维尼亚世纪明星音乐会”替补演出，与郎朗同台的是世界一流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者是指挥大师艾森巴赫。演出结束后，三万观众同时起立，掌声如雷。第二天，《芝加哥论坛报》惊呼：“一个世纪巨星诞生了!”之后，美国许多著名交响乐团纷纷向郎朗发出了邀请。郎朗开始马不停蹄地奔波，等待他的是一场接一场的音乐会。2000年初的一天，郎朗打电话给我，对我说：“妈妈，我要接您来美国。”这时，我正在医院打点滴。我的工资都用在他们父子身上，长期营养不良使我患上了低血糖。那天，我突然虚汗直冒，两脚发软，栽倒在地。由于长期孤身一人，我的内分泌失调，还患上了胃溃疡，这些我都没跟父子俩说过……我做这一切时，从未想过回报，但此刻听到孝顺的儿子发出的邀请，内心真是前所未有的激动。

　　来到美国费城后，儿子直接将我带到了一栋漂亮的房子前，然后把一串钥匙放到我手心：“妈妈，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我觉得像是做梦一样，眼泪潸然而下。对一个等待了近十年的母亲和妻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荣光背后，母爱引领巨星驱散迷惘拥抱暖阳

　　成为职业钢琴家的郎朗有了固定的收入，我也辞去了工作，陪着郎朗在世界各地巡演。其实这并不是件轻松的事。郎朗的演出非常频繁，一年要演一百多场，而如果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则更辛苦，要像空中飞人一样满世界地飞，光是倒时差，就够我受的了。但我坚持陪伴在郎朗身边。儿子的童年我已经缺席了，现在我不想再失去与儿子在一起的每一分钟，哪怕是千山万水，哪怕是千辛万苦，我都要和儿子一起担当。郎朗的每一场演出，他都要为我留下最好的座位，我坐在台下听儿子弹琴，心里有说不出的自豪。每一次，我都被儿子的琴声感动得泪流满面。在儿子的琴声中，我能看到自己在沈阳孤守时的悲怆身影，能听到自己在夜半时分伤感的轻声啜泣。儿子在台上的荣光有多么巨大，我这个母亲内心的酸楚与感慨就有多么深重。

　　郎朗演出结束回到酒店，他住的房间总是和我相邻。他让我给他沏家乡的茶;熨烫衬衣;每天他都要我陪他散步，在散步时他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仿佛他要把空缺了近十年的爱全部找回来——这时，他不再是叱咤乐坛的钢琴大师，他只是我的儿子，我的宝贝。

　　然而，我觉得郎朗的脸上有时会有一抹淡淡的忧伤。成功在给他带来了巨大荣耀的同时，也带给他些许迷惘。有一天他忽然问我：“妈妈，会不会有一天我不能弹琴了?比如说，要是我病了呢?”儿子的话让我目瞪口呆，半天不知如何回应。

　　郎朗居然一语成谶。2003年5月的一天，有人把一架霍洛维茨大师用过的钢琴借给郎朗，他非常高兴。那架钢琴的琴键已磨得很薄，他弹的时候便格外用力，没想到弹着弹着，右手小指突然剧痛起来，疼痛很快蔓延到整个右臂。医生诊断认为，这是他练琴太过频繁、手臂过度劳累所致，得休息一个月，否则右臂可能瘫痪。接下来的日子，郎朗再也不敢碰钢琴，安排好的音乐会也取消了。

　　可郎朗显然无法适应没有钢琴的日子。休息的第一天，他坐立难安，六神无主。我知道我得找点什么事让他做，要不然他会疯掉。我每天领他出门，去博物馆、电影院、商场……我还给他买来一大堆莎士比亚的书，和他一起读;又特地邀来他的同事和朋友，在家里给他举办聚会……起初他被迫跟着我的节奏走，但慢慢地，他对这些钢琴之外的生活产生了兴趣。他假装自己是书中的查理三世，挥着塑料剑在客厅高喊：“我愿意用我的王国换取一匹马!”看布兰妮演唱会时，他跟随人群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高声呼喊……

　　“妈妈，我现在才知道，就算没有钢琴，我也能过得很好。生活是一个平衡体，它像一架钢琴一样，必须有很多不同的音阶才能弹出完美的曲子，而不能只由一个单一的琴键构成。”一天，郎朗对我说。儿子的话让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也让我陷入了深思。

　　两个月后，郎朗的手终于恢复了正常。但这件事给了我巨大的震撼。从儿子三岁起，我们一家人就围着钢琴转，以郎朗的生活为中心，以他成为钢琴家为目的。我们一直简单地认为，郎朗成功了，我们一家人就会幸福快乐了。如今，郎朗的确成功了，可是我们一家人的幸福快乐在哪里呢?

　　经过几个不眠之夜，我终于做出了决断。丈夫长年奔波，精神又长期高度紧张，身体状况早已透支，医生多次要求他休养，他却担心影响儿子的事业，一直硬撑着，现在是让他退居幕后的时候了。至于郎朗，以他现在的名气和影响力，除了演奏钢琴，还可以做很多事，比如传播古典音乐、做慈善。

　　我对丈夫和儿子说出自己的想法，父子俩沉默半晌后同意了。多少年来，都是郎国任为我和儿子做主。他的坚定顽强不屈不挠，成就了今天的郎朗，可是也造成了郎朗生活元素的某些缺失。多少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做主。从现在开始，是该我们换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了。郎国任听从劝说，从“前线”退了下来，把郎朗的事全部交给经纪人去打理，我则帮郎朗处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

　　从2004年起，郎朗开始不定期为不同学校的孩子们上课，给他们介绍古典音乐。他还和斯坦威合作，推出了“郎朗斯坦威”钢琴，每架钢琴都配有小白板，学琴的孩子弹琴的时候如果灵感来了，可以在上面写或画。2004年8月，郎朗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历史上最年轻的亲善大使，先后前往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访问。2006年，他出任中国环境大使，关注日益严重的水源短缺、土壤流失和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

　　而我和丈夫也在自我改变。丈夫开始每天花一两个小时打乒乓球，这对以前争分夺秒的他是不可想象的。我则开始学英语和钢琴，以便能像儿子一样完全融入国际新环境。每当我们一家三口围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每当儿子亲吻着我和丈夫的脸颊深情地说“我爱你们”，每当注视着儿子快乐而纯净的笑脸……我欣慰地意识到，孤苦和迷惘已经远去，郎朗也好，这个家也好，我们像当初约定的那样，努力寻找着属于我们的幸福和快乐……

　摘自《读者》2011-23期